作者:孫景龍
本稿刊出于《錢幣》報2011年11月刊，
一、一團迷霧，長期困惑著新中國錢幣愛好者
1984年9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人行”）行長呂培儉簽發了從1984年10月1日起陸續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紀念幣”（以下簡稱“建國35年幣”）的通告。
建國35年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的第一套流通紀念幣，在新中國錢幣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錢幣愛好者反映從未見過建國35年幣的樣幣（以下簡稱“建國35年樣幣”）。
那么，人行究竟有沒有制作過建國35年樣幣呢？
面對這個普通的問題，長期以來，國內外錢幣愛好者進行了各種猜測和探討。也許，對于一統天下的人行及其工作人員來說，這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或者輕松得是一句話的事。但對于樣幣信息蔽塞的民間錢幣愛好者們來說，要考證第一套流通紀念幣樣幣，猶如登天之難。在民間錢幣圈內，對人行有沒有制作過建國35年樣幣的疑問，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人行是否將鑄有 “樣幣”文字的建國35年幣作為其樣幣？
2、建國35年樣幣會不會類似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運會紀念幣樣幣”（圖1）即未在紀念幣的表面鑄上“樣幣”文字，而是在紀念幣的外包裝上寫了“樣幣”字樣？
3、人行什么都沒制作，也就是說建國35年幣壓根就不存在什么樣幣的問題。
“大姑娘坐花嬌，頭一回”。對于新中國第一套流通紀念幣的樣幣，人行到底是怎樣做的呢？
二、姍姍來遲，第一套流通紀念幣樣幣首次完整現身
2011年7月24日，在中國現代錢幣網上出現了一個印有“票樣”字樣的長方形塑料小冊子，內裝建國35年幣一套3枚。該冊子為藍色，正面印有“票樣”兩字，字體較大，系燙金自左向右居中排列（圖2）。冊內“開國大典”、“民族大團結”、“祖國萬歲”3枚紀念幣的表面無“樣幣”字樣，被分別裝在3個透明的壓印封閉的小塑料袋內（圖3），幣面暗淡但品相完美，冊子整體成色老陳。之后，筆者對這個冊子的實物進行了仔細觀察，又發現了一些細節特征，如冊子封面為過去普遍使用的聚乙烯塑料，以及規格尺寸等。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票樣”冊子，正是新中國第一套流通紀念幣樣幣--建國35年樣幣！
當7月24日晚筆者第一眼見到這個“票樣”冊子時，心情非常激動，這是因為眼前的這個冊子早在十幾年前就曾瞬間過眼。1992年12月，筆者由南京市公安局調入南京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南京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工作，由于我們單位的馬路對面就是原人行江蘇省分行，加之省行貨幣發行處的一位領導是我原先所在武警部隊的首長。這樣一來，一直到撤銷省、市級分行成立大區行前，原省分行和江蘇錢幣學會幾乎成了我的“第二工作單位”，沒事就去學習和了解錢幣方面的各種資訊。1994年11月的一天，我到貨幣發行處一位朋友處玩。在他的辦公室，他拉開辦公桌的一個抽屜讓我看，里面放著約二十幾個被他稱之裝著樣幣的盒子和冊子。我看到了建行、新疆、女足、植樹節、憲法、宋慶齡、亞運會、三花新版硬幣等等樣幣，其中看到了一個印著“票樣”的藍色長方形小冊子，他說這里面也是樣幣，但給我的直觀感覺有點像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票證存根聯，他對我說：“只能給你看一下子”。第一次面對著這么多的、神秘而稀罕的樣幣，雖然他給我觀看的時間還不到1分鐘，卻極大地激發了我對樣幣的好奇心，以致后來把我引向了探究樣幣的漫漫長途。不過，我也喜歡挑戰難題，雖然艱苦但很充實。
當錢幣市場和網上出現樣幣交易的現象后，大概是六、七年前，我特意找到他咨詢這個問題。他說“樣幣都有登記的、是要列入移交的，管得很嚴，我們省行沒有流失的，一些管的松的單位就有遺失樣幣的情況”。其實，人行在樣幣管理上一直是非常嚴格的，這一點筆者體會非常深刻，因為從學習人行樣幣有關規章制度中就可以知道。今天我想想，真的是中國太大了、地域太廣了、人行分支機構太多了、商業銀行等單位在管理上的漏洞太多了、如今利益驅使力太強了，再嚴密的屏障都是有縫隙的。
盡管我曾經瞬間目睹過，但人行朋友當時畢竟沒給我看冊子里面是什么樣的幣。在輿論普遍認為沒有建國35年樣幣的氛圍中，要認定它就是建國35年樣幣，空口無憑是不行的。筆者深知，首要的問題是一定要弄清楚人行到底有沒有制作過建國35年樣幣。通過不懈的探尋，終于獲得了最權威的人行證據材料。
三、人行專文，道出了首套流通紀念幣樣幣和首套流通硬幣樣幣
1999年至2007年，筆者陸續收集到了一批與人民幣樣幣有關的文獻資料，其中有1996年1月8日人行下發的銀發【1996】10號《關于清理人民幣票樣的通知》（圖4）。這是一份至關重要的直接證據，也只有官方的、正規的、權威的證據才具有說服力。在仔細學習了這些材料后，真叫人倒吸一口涼氣：我們知道得太少了。
該文是以“銀發”文號打頭的，簡單地說就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名義下發的，是一把手簽發的，而不是人行總行的內設部門、直屬機構、分支機構所發的。這次，人行是動了肝火，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搞了一個樣幣管理工作的賬務總清算。針對一些單位糾纏于“票樣”與“樣幣”的概念問題，人行糾正了一些混沌的認識，厘清了“票樣”與“樣幣”兩者的關系。
首先，人行在該文中正式告知各相關單位，申明和強調了“人民幣票樣”是“包括樣幣”的。指導各單位在這項清理工作中，如何站位排隊；
二是人行曾經給其分支機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海關等單位“發送”過所有的人民幣票樣（樣幣），特別強調是截止1996年1月8日簽發此文時止的所有的人民幣票樣（樣幣），說了過去人行具體發送票樣（樣幣）的范圍和品種數；
三是還要求各單位對已被盜、霉爛、損毀、丟失的票樣（樣幣）等情況要登記造冊，須如實地向人行說明原因；
四是在該文中，特別強調了人行“歷次下發”的票樣（樣幣）都是“實物”。其中，就有建國35年樣幣的實物。
題外話：倘若人行過去未曾給各銀行、人保、海關、公安機關配發過票樣（樣幣），那么人行的這個文件就是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豈不是成了地痞無賴？不是在制造很多的竇娥嗎？顯然，實際的情形絕不是這種假設。
在人行下了這道“圣旨”后，各地人行分支機構都紛紛行動了起來，針對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補充意見并轉發了人行的這個通知。綜合這些補充意見，主要精神有：“各單位要做到票樣（樣幣）實物、票樣（樣幣）發單、票樣（樣幣）登記簿三相符”、“票樣（樣幣）分發帳和票樣（樣幣）發單與各單位實物逐個勾對”等。
隨著人行重要文獻的發現，同時也徹底解開了新中國第一套流通硬幣樣幣等疑問：
一是人行于1957年12月1日起開始發行新中國首套流通硬幣1、2、5分幣。銀發【1996】10號文件稱1、2、5分幣的樣幣（以下簡稱“分幣樣幣”）人行曾經是“發送”過“樣幣實物”的。而之前我們民間錢幣愛好者普遍認為1、2、5分幣沒有樣幣，這個觀點顯然是不準確的。
二是人行于1980年4月15日發行了第三套人民幣硬幣即“四種金屬幣”，俗稱“長城幣”，有的錢幣愛好者則認為1980年長城套幣樣幣（以下簡稱“長城樣幣”）是新中國第一套流通硬幣樣幣，持有這個觀點的看來也是不對的。人行真正的第一套流通硬幣樣幣，應該是分幣樣幣。
或許是沒有機會親眼見到人行資料，或許是沒有進一步去研究樣幣的動力和毅力，一些錢幣愛好者異口同聲籠統地認為建國35年幣無樣幣、以及出現了其他情況的“認定”。由此，筆者深深感凡我們過去、現在沒看到過的，或過去、現在、今后看不到的，就不一定表明不存在。而有興趣研究人民幣金銀幣、紙幣、流通硬幣、流通紀念幣、樣幣問題的幣友，包括筆者本人，必須謹慎，要在扎扎實實學習的基礎上，依照客觀事實進行學術觀點的闡述，可以進行符合邏輯的理性分析和相關合理推測。在沒掌握確鑿證物前，要有耐心，切不可過早下定論。否則，在信息越加透明的今天，易引發他人對我們所談言論動機的質疑。
四、包裝簡單，恰是當時樣幣制作和管理的實際狀況
正因為是人行一手包辦了向下發送票樣（樣幣）的作業，我們可以明確并有充足理由肯定：人行的各分支機構、國有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是不可能再自行制作票樣（樣幣）的了，保險公司、海關等單位那就更不可能。我們假設，即使存在著由非人行（總行）、非人行系統的單位制作了票樣（樣幣），也是得到了人行的授權和認可，它們所制造出來的票樣（樣幣）等同于人行制作。正如孫克勤老師在2010年5月下半月《錢幣報》的《1980版長城樣幣》一文“……發現在一個小黑本里面，藏著一張紙，打開一看，是《四種金屬人民幣樣幣發單》……，發單的時間是1980年4月10日，長城幣發行的時間是4月15日，就是說山東省人行提前5天發放樣幣，發單的下面蓋有‘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的騎縫章，下聯已經撕走……”（圖5、6，引自《1980版長城樣幣》文中照片）這一段樣幣分發的敘述，“山東省人行”的做法與人行在歷次發行新鈔幣的通知中，反反復復強調的要求各單位嚴肅 票樣（樣幣）發放紀律、堅持交接手續、登記制度等規定基本上是吻合的。至于后來長城樣幣來為何流入社會？筆者推測是山東人行某些方面存在著一些問題或其他特殊情況。
下級單位從上級單位領取票樣（樣幣）是一項基本制度，因為制度規定根本不允許下級單位制作票樣（樣幣），下級單位再自作多情去制作，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人行數次頒布的人民幣票樣（樣幣）管理辦法，以及之后國家頒布的人民銀行法、人民幣管理條例等政策法規。
經筆者觀察，人行在用詞即使用“票樣”、“樣幣”方面，歸納起來主要大致有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8年至1998年。
人民幣鈔票的樣幣使用的是“票樣”，而在人行公文中，對硬幣樣幣有時也稱“票樣”，并反復強調“票樣”其中就包含了“樣幣”。人行是從1948年開始使用“票樣”一詞的，這是嚴格按照當時頒布的相關條規去辦的。至于一些幣友把“票樣”讀成“樣票”、把“樣幣”讀成“幣樣”，刨根問底因與過去漢語左讀法的影響有關，因為在人行規范性文件中，統一 使用 “票樣”、“樣幣”。
第二階段是1999年至今。
此階段人民幣鈔幣的樣幣用語開始由“票樣”逐步使用“樣幣”，直到明確下來，特別是200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幣管理條例”以及2006年10月12日銀發【2006】354號文印發的 《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樣幣管理辦法》，徹底廢棄了“票樣”字眼，開始統一采用“樣幣”。但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至2006年實際上是人行的一個樣幣用詞的過渡時期，1999年里有一件大事：就是開始發行第五套人民幣。第五套人民幣紙幣以及1999年建國50周年紀念鈔,2000年世紀龍鈔,以及近幾年市場上時現的第五套50元流通券樣幣,都使用了“樣幣”而非“票樣”。雖然“人民幣管理條例”第二章第14條、第四章第28統條均稱謂“樣幣”，即不再稱“票樣”了，而此時“人民幣樣幣管理辦法”尚未正式公布施行，人行就迫不及待開始在鈔票上印了“樣幣”字樣，多少是不符合已頒布、正在執行的票樣管理規定的。人行的這一表現，是第一個階段與第二階段在用詞方面開始發生的微妙變化。
由此可見，人行在建國35年樣幣外包裝上印著“票樣”，以及這種今天看來貌似離譜、簡陋的包裝方式和做法，是完全符合當時人行第一階段樣幣用詞及制作的環境。在這兩個階段中，人行在樣幣的用詞上既有比較穩定的統一性，又有易變的復雜性，當然，還可能有官僚拍腦袋的成分，關于對人民幣樣幣的認識部分，筆者以后將專門發文探討。
五、市場鮮見以及遲遲現身，應與其外觀有關
自7月24日市面上出現了第一套完整的新中國首套流通紀念幣樣幣建國35年樣幣后，9月9日無錫一位幣友展示了一套完整的建國35年樣幣（圖10,引自中國現代錢幣網照片）。
為什么二十多年會有如此稀罕的現象？
筆者研判，一是當時人行總行發放到各省級、地市級分行等單位的數量較少。1994年11月我在江蘇人行的那一次觀看樣幣，也只看到了1套建國35年樣幣。二是我們民間錢幣愛好者對樣幣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和很低的認識水平上，過去即使出現也難以被發現和認同，或因樣幣整體特征被損壞而不能辨識。建國35年樣幣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簡簡單單的外包裝、用語上的“票樣”字樣，揭示了我國早期流通紀念幣樣幣所處環境的真實面貌。作為銀行之外的樣幣愛好者認為，樣幣特征最強的是幣的雙面均鑄有“樣幣”字樣，愛好者基本上存在著喜好擴大、凸顯樣幣特征，大張旗鼓去宣傳的心理，而作為銀行管理樣幣者或有關聯的單位工作人員，他們心理完全不是這樣。由于建國35年樣幣外表的“票樣”字樣太搶眼，奪目性過強，這對一些有意想外流建國35年樣幣的工作人員來說，這兩個過于夸張的、斗大的“票樣”，使其心理必然朝著減小或弱化樣幣特征的思維上走。在那個樣幣沒被民間錢幣市場引起關注的年代里，單一的外部“票樣”文字顯得弱了一點，不太被人們迅速了解和正確把握，視覺上缺少幣面鑄有“樣幣”文字的樣幣真實感，把玩意義不大。估計建國35年樣幣過去應該已在民間出現的，但卻不是完整出現的，其命運是被“肢解”，被剪開塑料袋，取出3枚幣，可能是導致錢幣市場幾乎無人見過完整樣幣的原因，這從錢幣交易網絡常有1980年長城樣幣冊子、早期硬幣冊子被剪拆后（圖11，引自2011年8月22日中國現代錢幣網；圖12，引自2011年8月11日中國現代錢幣網照片；圖13，引自2011年9月2日中國現代錢幣網照片）而出現的情況看，完全是可以這樣推測的。人行最初的錢幣外包裝狀況是非常重要的，樣幣也同樣如此，倘若樣幣的整體性一旦被搞的面目全非，幣面無“樣幣”字樣的樣幣特征則被大幅度減弱，甚至消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與完整的樣幣進行比對。而這套建國35年樣幣今天能以完整的身姿出現，恰恰又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樣幣的真正價值開始被極少數有心人發現，特別是要感謝中國現代錢幣網以及提供該樣幣實物的四川、新疆幣友，假設幣友的樣幣概念模糊不清、樣幣價值觀念不強把它的外包裝剪掉、取出幣來，結果瞬間什么也不是了?；蛟S，至今尚不為人知的分幣樣幣也曾慘遭“肢解”。
可以預測建國35年樣幣以后還會不斷完整出現的，分幣樣幣也會出現的，那只是時間的問題、只是樣幣收藏者增加的問題、只是人行樣幣管理松緊的問題了。
建國35年樣幣的制作數量是多少？由于人行的文件中沒公布具體數量，要了解到人行與其各分支機構等單位之間的數量“賬務”是異常困難的事，但可斷言的是：數量肯定有準數的，不過需要進一步探尋。
六、建國35年樣幣的出現，具有錢幣學術價值和重大現實意義
以截止2011年9月19日筆者撰寫本文時錢幣市場的價值評估水準和大環境看，建國35年樣幣的市場價值還是較低的，但其錢幣學術價值卻很高。
這套建國35年樣幣再現了當時我國在樣幣制作裝幀上的一些發展狀況及特點： 2010年以前，人們也普遍反映未見到過鑄有“樣幣”字樣的長城樣幣。那么，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認定人行1980年沒制作過長城樣幣？其實不然，經孫克勤、陳志宏考證，長城樣幣是有的。據《1980版長城樣幣》一文介紹，當時人行采用的是在小塑料冊內套裝4枚幣的形式，以人行內部工作“發單”的編號，作為長城樣幣及其數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長城樣幣的內外包裝上，均無任何有關樣幣特征的信息，如果離開了“發單”，辨識就比較困難。
從制作長城樣幣到制作建國35年樣幣這一段時間里，我國沒有發行新版硬幣（包括流通紀念幣）；到了1984年，人行在建國35年樣幣的外部印上了“票樣”兩字，這與長城樣幣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樣幣直觀性，明顯進了一步；到了1985年發行第二套流通紀念幣西藏流通紀念幣時，人行直接在幣的表面鑄有“樣幣”文字（圖14，引自2011年5月5日中國金幣網照片），樣幣直觀性更強了；到了1991年發行新版三花流通硬幣時，人行在3枚幣的表面鑄了“樣幣”文字。至于六運會樣幣為何在鑲嵌錢幣的塑料片上印“樣幣”等情況，筆者還不知詳情，不可妄言。
上述是筆者把已知的流通硬幣樣幣與流通紀念幣樣幣擺放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情況，而單一地分析流通紀念幣樣幣之間的一些變化特征，建國35年樣幣在人行過去所發的流通紀念幣樣幣中，其樣幣的特征是最弱的，原因是人行用了如此簡陋的包裝；其次是1987年的六運會樣幣，難怪錢幣愛好者抱怨六運會樣幣很難出手，而心儀者也較為苦惱，猶豫不決，常說六運會樣幣就是賣個內嵌幣的塑料片片而已。倘若今后建國35年樣幣市價上升了，則面臨一個易被仿制的問題，這就需要愛好者多加注意了。
雖然建國35年樣幣的外觀與現在我們腦海里固有的樣幣形象有著很大的差距，不是我們心內所期盼的那種絕大多數鑄有“樣幣”文字的樣幣式樣，或多或少有一些遺憾。但是，客觀事實就是這么無聲而有力，這就是早期人行在樣幣標識上真實的表現。我們必須要認清的一個現實問題是：人行如何制作樣幣是永遠不會以我們民間意志為轉移的，是不會為以后民間所進行的樣幣收藏、交流、探究著想的。面對樣幣的種種問題，只有知難而上，靠我們自己去努力，別無其他路徑可走。
發現和考證建國35年樣幣，是我們民間錢幣收藏領域人民幣樣幣探尋的一大突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根據人行對人民幣樣幣系“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人民幣生產印制的用于檢驗人民幣印制質量與鑒別人民幣真偽的標準樣本，是經辦貨幣發行業務的工具和重要實物檔案資料”的定義，筆者站在錢幣學角度，給人民幣樣幣定位，其當屬錢幣學研究的范疇，人民幣樣幣是構成泱泱中華錢幣文化體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故我們不能忽視對樣幣的專題學術研究。
建國35年樣幣的發現，我們可以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所發行的流通紀念幣均有樣幣，宣告了新中國流通紀念幣樣幣大家庭成員殘缺局面的徹底終結，新中國流通紀念幣的樣幣“全家?！苯K于完美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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